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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科尔斯内斯天然气流量因“工艺问题”削减4050万立方米日
发布日期:2022-01-24 00:20   来源:未知   阅读:
因此,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这就确保了我国新闻媒体能够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作为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重要原则。 通过新闻。
武汉市首个友好城市、日本大分市市长佐藤树一郎发来视频隔空问候。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强调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首要位置 胡锦涛曾指出,创新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理论新观点,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潘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编者按: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特别是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党的民族政策,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潘岳同志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西文明互鉴丛书”第三册《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一书作序,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认同而融合成命运共同体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故事,解析了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后却无法再造统一欧洲的原因, 公元300-600年间,同时面临中央政权衰落, 在中国,建起了一个个“蛮族王国”(barbarian kingdoms)。后有拓跋鲜卑的北魏统一了整个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最后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
并融合了曾经代表正统的南朝,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欧洲各大蛮族王国几百年征伐中,尽管有个别王国如法兰克曾一度实现了西欧基本统一,最有希望继承西罗马帝国衣钵,最终还是分裂成一个个封建国家,全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 这个历史岔口,再次体现了中国和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
经此一战,北匈奴西迁欧洲,开启了五胡入华的先声。 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班固为汉朝彻底击败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铭》。有大汉情结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欢呼“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真实历史是,北匈奴西迁之后的演变尚存在争议。西方古籍提到的“匈人”和匈奴人的形象非常类似。
18世纪法国学者德?揆尼找到匈牙利人和匈奴的共同之处,在《匈人通史》提出匈牙利人的祖先是远道而来的北匈奴的说法。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采用此说,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匈人研究》中亦赞同这一观点。伯恩施坦的《坎库勒墓葬》和江上波夫的《匈人匈奴同族论》分别从墓葬DNA分析和匈人活动区域出土汉式/匈奴式随葬品,给予了同族说有力的支持。参见[日]内田吟风:《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内田吟风等:《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主动向汉朝建议出兵[1]。窦宪率领的4.6万骑兵里,6万中还有一半是羌人[2]。是汉朝率领南向中原的游牧族群共同迫使北匈奴西迁的。后世也屡屡重现。国际突厥学者列为始祖文物的《阙特勤石碑》的突厥文一面上,突厥可汗哀伤抱怨:为什么回纥要与唐朝合作而围攻自己,为什么草原族群总是要迁徙到中原去生活?从地理气候上说。
每当草原寒潮来临时,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从资源禀赋上说,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织品以维持生存和开展贸易。与更北的族群愿意向西发展不同,漠南族群更想与中原融合。他们与中原共享着北中国经济交通网络,更容易在荒年获得粮食,更容易以低廉成本进行贸易。
从而多次形成经济社会共同体。从地理到经济,从民俗到语言,从文化到制度,一个囊括东北亚的政治共同体最终形成。在北方边郡游牧生息。但要接受郡县制的人口管理[5]。今天在宁夏、青海、内蒙、陕西、山西发现南匈奴墓地,既有汉式墓穴,又有草原的头蹄葬。
青海还出土了受封匈奴首领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的骆扭铜印[6],胡汉文化彼此交融。南匈奴南下前后,三国后期由于中原人口剧减,魏晋不断“招抚五胡”。匈奴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鲜卑250万。汉人只占三分之一。
有人误以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但真实历史是,北方五大胡人族群不仅军事占优势,人口数量也占优势[8],却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 我国中原农耕地区地貌 我国北方游牧地区地貌 (二)汉化之路 汉化之路,由南匈奴开启。 五胡政权中第一个建立王朝并灭亡西晋的,是南匈奴人。
刘渊是羌渠单于之曾孙,因汉匈和亲而改为刘姓。作为贵族子弟,他读《毛诗》与《尚书》,学《史记》与《汉书》,最爱《左传》和《孙吴兵法》。他割据山西称帝,却并不想恢复匈 _______________ 1.“北虏大乱,降者前后而至”。
南单于上言:“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又畏丁令、鲜卑、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参见《后汉书?南匈奴传》。“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参见《后汉书?窦宪传》。
“南方唐家世为吾敌,则为Baz可汗及九姓回鹘;黠戛斯,三十姓鞑靼,契丹及Tatabi,吾突厥民众,彼恶人者将从而施其煽诱,曰:‘其远居者,彼等予以恶赠品,愚人为此言所动,遂南迁与之接近。
尔辈中在彼沦亡者,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5年铅印本。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参见《晋书?四夷列传》。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寨村汉墓群一号墓中出土,是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归义”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周边族群首领的一种封号。参见朱大渭:《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总人口数考》,根据江统《徙戎论》的说法。
_______________ 奴的北方故业,他自称是刘邦、刘秀、刘备之后,为了说明“汉代之甥”与“兄亡弟继”的合法性, 但刘渊的政权被羯人石勒所灭。属于塞种人,曾依附匈奴为“别部”“杂胡”。石勒的出身与刘渊不同。刘渊是游牧贵族,流浪于民间。但石勒也一样喜爱汉文化。
却“雅好文学”,爱听人给他念《汉书》。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全变成了儒生。但石勒也没有成功,统一北方的基业被残暴的后代败光。从后赵的废墟里,又诞生出了慕容鲜卑的前燕和氐人的前秦。 五胡政权中第一个统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坚。前秦发家于秦之关中故地,领土一度“东极沧海。
北尽沙漠”。在前秦的“残躯”上,分化出羌人姚氏的后秦、慕容鲜卑的后燕、匈奴赫连的大夏。 混战中,拓跋鲜卑从蒙古草原一路打来,定国号为魏。经过三代人励精图治,终于统一北方百余年。北魏随后分别演变成了北周和北齐,再由北周统一北方并开出了一统天下的隋唐。
前秦与北魏,这两个最接近一统天下的政权,汉化态度也最坚决。 苻坚生于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马倥偬的豪雄,却自小熟读经史。即位后最重文教,是道德上要不坠“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实践上要超越“汉之二武”(汉武光武)。他打服西域。
要显得比“为马打大宛”的汉武更高一筹。他一边打东晋,一边在朝廷里为东晋君臣留好位置修好府第,他俘虏了慕容鲜卑却不肯杀,鲜卑豪杰们果然造反,建立后燕和西燕。苻坚对“仁义”的偏执程度,曾被讥讽成“不肯半渡而击”的宋襄公。 有人说前秦亡于“过于汉化”,但之后的北魏统一北方后。
比前秦更加彻底地推行“汉化”。道武帝拓跋?说“为国之道,文武兼用”。太武帝拓跋焘大量重用汉人士族,把河西学者迁到首都,“于是人多砥尚,儒学转兴”。他迁都洛阳,命令鲜卑人定门第、改汉姓、说汉语, 有史家认为。
北魏之所以能统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与隋朝之所以能统一全国,是因为他们“改汉俗行汉礼”。因为天然习汉俗行汉礼的南朝并没能统一天下。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汉儒法国家形态。 《汉书》 出土的北魏仪仗俑 位于河南洛阳的北魏宣武帝景陵 (三)再造一统 西晋崩溃后,北方遍布“坞堡”,一方面豪强趁机多抢多占。 公元485年。
北魏实行均田制改革,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并平均分配给贫民耕种。“露田”是要种粮征田赋的,耕农去世后还给国家,可以留给子孙。均田令还规定了如何给老人小孩、残疾人、寡妇分田。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从北魏一直到唐中期,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础都是均田制。
_______________ 1.“修德则禳灾。何惧外患焉。”参见《晋书?苻坚载记》。 _______________ 与均田制同时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三长制,针对的是乱世中的豪强割据。朝廷下不去基层,通过“宗主”来间接管理,称为“宗主督护制”[1]。重建秦汉式的“编户齐民”三级基层政权(“五家立一邻长。
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再从百姓中选取乡官(“取乡人强谨者”),负责征税与民政。[2]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长制改革的,是汉人官僚李冲。通过均田制,北魏获得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三长制。
重建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恢复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3]。
短短30年内,公元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万,是西晋太康年间的翻倍[4]。打破了从前“鲜卑作战、汉人种田”的分野。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产生了四世三公的经学门阀与盘根错节的官僚豪族,转到魏晋就发展为门阀政治。虽然北方千万流民南渡,但“自孙吴至陈亡的六个王朝。
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内,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长”[5]。因为这些人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户成了“私属”,没在官府登记,朝廷一方面不掌握人口数字,门阀政治倡导清谈, 陈寅恪、钱穆都认为,之后的隋唐总体上继承了北朝政治制度与南朝礼乐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旧,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创新更符合“汉制”大一统精神。
这种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实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编户(大索貌阅),还开创了科举制。“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6]。不如说是改革创新精神。 北朝对南朝的胜利,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方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
因为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北朝重实学,南朝重玄学。同样是儒生,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其发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且东晋与南朝在大一统的理念上,也从未含糊过。这比东罗马强,拜占庭存在千年。
而东晋南朝272年里,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虽然都未成功,但谁也不敢宣布放弃。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 出土的北魏陶牛车 位于内蒙古武川的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四)汉化与罗马化 五大胡人族群之所以执著于“汉化”,是因为汉文明之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构建。游牧族群虽具有军事优势。
但若不是吸取了汉文明的制度经验,是无法战胜自 _______________ 1.“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参见《魏书?食货志》。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八。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336页。参见《魏书?地形志》总序。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参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44页。 _______________ 诩“正统”的南朝的。
“汉制”不是“汉人”的习惯法,而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夷与夏不是看血脉看习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汉人,不去继承发扬“汉制”精神,也会失去华夏传人的资格。没有“汉人”,只有“七国之人”。司马迁写《史记》时还用七国之人来描绘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
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就成了“汉人”。这套制度虽由秦汉创造,却不再专属于中华世界,成为了东亚古典文明遗产。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都记载于汉文律典与史籍中。
五胡主动汉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 与“汉化”类似的概念是“罗马化”。却成为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态。拉丁文已经不是“罗马人的文字”,而是欧洲古典文明的载体[1]。当不同的日耳曼族群因部落与方言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王国不同语言后,直到12世纪初罗马法才开始复兴[2],直到14、15世纪文艺复兴时才重新发现了“人文主义”和“国家理性”[3]。而这个“重新发现”的源头不在欧洲本土。
如果没有十字军东征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古希腊古罗马手稿,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翻译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作品,也就不会有启蒙运动。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没有像汉文明那样由周边族群与本地居民共同传承, 汉字??贵州安顺的“龙”字田 第二章 蛮族入侵 (一)一族一地王国 蛮族不是突然降临罗马的。如同汉人总是将远方族群称为“夷狄”一样,罗马人也将莱茵河、多瑙河外的异族部落称为“蛮族”,后来又泛称为“日耳曼人”。和汉朝一样,罗马沿着两河边境修筑了一道“日耳曼长城”。
与日耳曼诸族勉强相安。而当北匈奴一路挤压,草原各部落一次次冲破了这道脆弱的长城。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等产粮区和银矿区。罗马帝国的人口、税基、军队不断衰弱。到420年,西罗马核心地区只剩下9万野战军能用于防御[4]。各蛮族纷纷占地建国,苏维汇人占领了西班牙西北部(409年),汪达尔人占领了北非(439年)。
勃艮第人占领了法国东北部(457年), 上述都是一族一地的小王国,真正建立起“大王国”的,是哥特人与法兰克人。从8到9世纪,欧洲各王国尽管产生了各自方言的书面文字,然而直到中世纪末期,拉丁语一直是官方、记录与教会语言,参见[英]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107页。马基雅维利的“国家理由”(Ragione di Stato)学说,参见《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主要处理对边境安全威胁较低的突发事件。西哥特人占领法国南部和西班牙(419年),东哥特人占据了意大利(493年)。只有12万人[1]。后来进占北非的有8万汪达尔人。
进入高卢的有10万法兰克人、阿兰人、勃艮第人,狄奥多里克带到意大利的有30万东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的蛮族总人口当在75万到100万之间[2]。 相比之下,两晋南下的族群人口则有数百万。考虑到罗马与西晋人口规模大致相同,事实却相反,这些日耳曼王国,除个别短暂“部分罗马化”外,绝大部分干净彻底地“去罗马化”。
就刻意与被征服的罗马人分开居住,乡村中耸立的一个个独立城堡,犹如一座座孤岛,成为今日欧洲乡村城堡风貌的起源。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性不被罗马人同化,为了保持勇武精神不被罗马文化腐蚀,哥特人建立了“二元政治”[3]。哥特人实行“族群分治”制度,禁止罗马人与哥特人通婚;在法律上,哥特人搞军事。
罗马人管民事;在文化教育上,哥特人信奉基督教“异端”阿里乌斯派。这些分治的规矩保持了多年。正如英国史家佩里?安德森所说,蛮族建国“用得更多的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方式”[4]。唯一进行过“部分罗马化”的特例,是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他虽然也搞“二元政治”,却是最理解罗马文明价值的一个蛮族国王。 狄奥多里克是东哥特的王子。
作为人质在东罗马宫廷中接受教育,对罗马贵族社会很熟悉。但和刘渊精通《左传》《尚书》不一样,他虽然语言交流无碍,为了不签名也能行公文,他竟用一个“记号”来刻章[5]。 狄奥多里克拿下西罗马自立为意大利国王,虽然不让哥特人与罗马人混居,罗马依然由执政官、财务官、国务大臣们管理。他下令罗马人当官。
哥特人当兵。哥特士兵能获得的唯一好处,是从罗马乡村地主们手里索要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这是所有蛮族占领军中拿地最少的。 狄奥多里克很仁厚,甚至对宗教,但他亲自去圣彼得的墓地献祭。他从未强迫任何一个基督徒改宗自己的教派。 狄奥多里克特别保留了罗马遗老们的权力。最受重用的大贵族波爱修斯。
他翻译注解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尼科马科斯的数学、阿基米德的机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柏拉图的哲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被史家称为“最后一个罗马人”。 _______________ 1.参见[英]彼得?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第532页。总人口可能不超过20万,洗劫罗马的盖萨里克手下的汪达尔臣民也是近似数量,法兰克人、阿兰人、勃艮第人可能不超过10万,其次是西哥特。
罗马化的消失有一个过程,西哥特的二元体制直到7世纪中期才消失。第503页。参见[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他经常到学院接受明师的教导,但是对希腊的艺术并不重视,始终停留在科学的入门课程。
显示出自己是多么无知,让人认为他是大字不识的意大利国王。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_______________ 狄奥多里克将朝政托付给波爱修斯,并将波爱修斯两个年纪很轻的儿子早早封为罗马执政官。罗马遗老和哥特新贵常闹争端,当罗马贵族告发狄奥多里克的亲侄子霸占了罗马人的产业,他眼睛都不眨立即强令侄子退还。他对罗马遗老的“偏袒”在自己族人中造成了怨恨,2万名哥特士兵在意大利“带着愤怒的心情维持着和平和纪律”[1]。
在狄奥多里克统治的33年中,意大利、西班牙维持着旧日罗马的风貌,宏伟的城市,优雅的元老,盛大的节日,虔诚的宗教。罗马人与东哥特人是完全可以进行族群融合的,“哥特人和罗马人的团结原可以使意大利的幸福生活世代相传下去,完全可以在高尚品德方面相互争胜,而逐渐兴起”[2]。
哥特人与罗马人的深层矛盾先从宗教开始。狄奥多里克宽容罗马教会,罗马教会却不肯宽容犹太教,烧犹太人教堂抢其财产。狄奥多里克为了一视同仁,惩罚了犯事的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因此怀恨在心,纷纷背着他与东罗马拜占庭教会频繁勾结。 523年,罗马元老阿尔比努斯被揭发送信给东罗马皇帝。
请求他推翻哥特王国,让罗马人重归“自由”。这些信件被截获了,狄奥多里克大怒,将叛变的元老们抓了起来。以身相保??“如果他们有罪,他们也无罪!”他与哥特人虽密切,但关键时刻仍选择站在了罗马贵族一边。也永远不能得到罗马人的认同。
“即使最温和形式的哥特王国,也必会使一位罗马人的‘自由精神’感到无法忍受”,“这些不知感恩的臣民却永远不能对这位哥特征服者的出身、宗教,或甚至品德,由衷地加以宽容”[4]。 此时,狄奥多里克已至暮年。得到的却只有仇恨;他为这种没有回报的爱而感到愤怒”。[5]最后,他处死了波爱修斯。
故意用一种“最不罗马”的方式??剥夺了波爱修斯死前为自己的辩护权。在塔牢中写出了《哲学的慰藉》。处死波爱修斯后,狄奥多里克精神极度痛苦,死前呻吟辗转了三天三夜。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消灭异端的热忱与收复故土的热望下,对东哥特发动“圣战”。查士丁尼用5250公斤黄金主动向波斯求和,腾出手来西征。派出名将贝利撒留进行了20年战争。
消灭了东哥特王国。 德国的尼格拉城门 彭大伟/摄 (三)罗马抛弃罗马 重回东罗马怀抱的西罗马人,如愿以偿了吗?答案出乎意料。 当贝利撒留攻打东哥特时,贝利撒留正是通过罗马的贵族主教西尔维里乌斯的暗地接应,才兵不血刃地进入罗马城。由于长期的攻防战,西罗马人吃不惯苦, _______________ 1.
参见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黄宜思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65页。第158页。有学者对波爱修斯之死提出不同观点,或者出于基督教正统与阿里乌斯异端之间的宗教矛盾,而是源于他本人在罗马元老院和东哥特宫廷中的诸多政敌的陷害。参见康凯:《罗马帝国的殉道者???波爱修斯之死事件探析》。
《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参见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第166页。他因此性情大变。一向信人不疑的他,此刻却下令剥夺罗马居民的所有武器,此刻却授意告密者在揭发罗马元老时将波爱修斯捎上;一向宗教宽容的他,准备禁止基督教的活动。 _______________ 先是为不能洗澡、不能睡眠,“虽然目前罗马人对我们是友好的。
但如果他们的困苦处境持续下去,也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条更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道路”[2]。 西罗马人的抱怨,使曾经帮助东罗马开城门的西尔维里乌斯主教,竟然计划再次趁夜开锁,帮助哥特人潜回城内袭击贝利撒留以结束围城。但阴谋泄露,西尔维里乌斯被立即流放。贝利撒留从此不再信任西罗马人,经常换防守城门的罗马人自卫队。
这“一迎一拒”的转变, 抛弃拜占庭的,许多西罗马农民和奴隶重新加入了旧主哥特的部队;许多没有拿到薪水的蛮族雇佣军也加入了哥特军队,一齐向“解放者”进攻。 西罗马人既不忠诚于东哥特,也不忠诚于东罗马。他们只看重自身利益,“对西部行省的很多罗马人来说,‘罗马的灭亡’并不是一场灾难。地方精英与蛮族、罗马军阀和藩王(client kings)之间。
在更小的权力单元上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因为拜占庭毫不考虑当地的民生,只想着收税。人口锐减;接替贝利撒留的将军纳尔西斯却建立了军政府,实行了15年的掠夺性税收。拜占庭税吏号称“亚历山大剪刀”,这激起了税吏们搜刮殆尽的狂热动力[4]。私人从国家税收中抽取提成的“包税制”,是从马其顿帝国到罗马的一贯恶政,拜占庭又将其变成国家行为。
拜占庭没有恢复罗马治理体系,延续千年的罗马元老院就此终结。 身为蛮族的狄奥多里克还苦心维系罗马体制,罗马古典文明不会这么快消失而进入中世纪。这就要怪骄傲的罗马贵族内心深处永远不会接受“蛮族”人做皇帝,不管他有多仁厚多罗马。从此再不刻意“罗马化”。彻底走自己的路。罗马的生活习俗仅顺着惯性在欧洲局部地区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古罗马特拉扬市苑遗址列柱 (四)中华选择中华 与狄奥多里克、波爱修斯君臣关系非常相似的。
中国有两对人物。一对是前秦的苻坚与王猛,一对是北魏的拓跋焘与崔浩。 先说第一对。苻坚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则是“北方沦陷区”首屈一指的名士。大将军桓温打进了关中,天下名士对他期许甚高。王猛见了他,桓温用高官厚爵力邀王猛南下。
王猛对他说,你和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过灞水,大家已知道你并没有 _______________ 1.当他们开始因不能沐浴和缺少粮食而感到苦恼,发现他们自己为了保卫城墙不得不放弃睡眠……他们开始感到不满和气愤,公开地咒骂贝利撒留。”参见《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王以铸、崔妙因译,2010年。
第486页。第500页。参见[美]赫尔穆特?海米茨:《罗马帝国与加洛林帝国之间的历史与历史书写》,王晴佳、李隆国主编:《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76页。“皇帝的臭名昭著的征税官在任内大发其财……对于他所能课征的范围,再也没有别的限制了。甚至军队的饷银,他也要窃取。
”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1961年,第185页。 _______________ 统一天下之真心[1]。因为苻坚立志大一统。一生不论顺逆,心心念念就是“混六合以一家,他还未消化好长安的鲜卑贵族,偏要冒险南伐东晋,吾每思天下不一。
只有“统一”才能使他够得到“天命”[2]。苻坚身为百战豪杰,并非不知风险,只是“大一统”的最终志向是不计较个人成败的。这和诸葛亮的“王业不偏安”是一个道理。苻坚虽大败于淝水而被史家嘲笑,然以初心使命而论, 王猛拒绝桓温的第二个原因,是东晋为政之道与王猛的理想不一样。东晋太讲究门阀政治。
王猛的理想是儒法并行的汉制。一方面要法家的“明法峻刑,禁勒强豪”;一方面要儒家的“拔幽滞,教以廉耻”。 东晋按门第任官,而苻坚却从下层选拔精英,东晋“天下户口半数入门阀”,而苻坚直通基层,东晋搞玄学,为政讲风雅。
而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找的是“学为通儒、才堪干事”之人。 氐人的前秦,比起汉人的东晋更符合王猛对于“汉制”的理解。“汉”在王猛这类真士子心中,不是血统种族,中华世界里的族群,都不像罗马世界中那样以“血统”或“宗教”作为划分族群的依据。狄奥多里克若生于中国,会有无数胡汉豪杰辅佐他争正统。
拓跋焘是鲜卑雄主,崔浩是北方汉人世族子弟,在北魏历仕三朝,博览经史百家,又长于计谋,崔浩为拓跋焘出谋划策,崔浩推动拓跋焘进行“文治”改革。废止军事贵族的六部大人主政制度,并置秘书省;整顿基层政权,考课地方吏治;三次更订律令。
拓跋焘言听计从,大规模征召汉人名士数百人进入中央和地方。 拓跋焘无比宠信崔浩,亲临他的府第问计军国大事,命乐工为他谱曲颂功。鲜卑贵族对太武帝“偏听”崔浩极其不满,崔浩也因牵扯到族群意识而不得善终。书录了鲜卑人部落时代的“收继婚”等旧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此时鲜卑人已接受了中原的伦理观。
且自称炎黄后裔,对于这种“揭丑”非常愤怒。又正赶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鲜卑贵族纷纷状告崔浩侮辱先人,拓跋焘盛怒下将清河崔氏灭族。崔浩已是七旬老人,[6] 汉人与鲜卑的融合会因为崔浩之狱而骤然中止吗?偏与哥特和罗马不同。 与罗马贵族屡次背叛哥特不同,清河崔氏灭门后支系旁系依然留在北魏。
当孝文帝即位后,清河崔氏复居四姓之首,重修北魏史。收罗各种残余史料,撰成了《十六国春秋》100卷,记录了五胡各政权史实。“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参见《晋书?王猛传》。“中州之人。
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尔则终古一时,”参见《晋书?苻坚载记》。参见《晋书?苻坚载记》。”参见《魏书?世祖纪下》。“自宰司之被戮辱, _______________ 与哥特因罗马人背叛而急速去罗马化不同,崔浩案没有使拓跋焘“因人废事”,他依然命令鲜卑贵族子弟学习儒学。
之后的孝文帝更是把汉化改革推向顶峰。汉人与鲜卑人都没以个人荣辱来构建政治,他们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敦煌莫高窟 (五)法兰克的疏离 当哥特人消失在欧洲舞台后,命运之神降临法兰克。 法兰克是“蛮族迁徙”中唯一算不上“大迁徙”的族群。他们长期生活在比利时海岸与莱茵河沿岸,只不过是从世居之地稍稍南下。法兰克占据罗马高卢行省,创立墨洛温王朝。
在6世纪大致统一了今日法国疆域,疆土上接近西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并立于世。 为什么东哥特人被罗马人消灭而法兰克人却能够发展壮大?主要原因是法兰克王克洛维改宗了罗马基督教。就能亲手用斧头直劈人头。但就因为他改了宗,法兰克与罗马文明可没多少共同之处。 罗马皇帝的短发上戴着桂冠,法兰克国王始终留着蛮族标志的长发。
罗马是城市文明,拥有凯旋门和宫殿,但法兰克国王们喜欢住在农庄,奴隶生产的粮食和酒还可以出售。法兰克王室是“私人庄宅”经济。 罗马律法虽然内外有别,但至少在形式上维持了罗马公民的内部平等。但法兰克习惯法实行等级制。杀死一个法兰克普通人赔偿200苏,而高卢普通人赔50-100苏就够了[1]。
这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别,转化成了法兰克人与高卢人之间的族群差别,法国大革命前,贵族学者布兰维埃利还论证说,理应继承祖先的特权,而法国第三等级是高卢罗马人的后裔,理应被统治,没有资格要求政治权利[2]。 罗马法讲究证据,而蛮族法采用简便的裁定法与神意判决。
如火裁法、水裁法[3]。证据不足时就靠“决斗”,文弱的罗马人常因打不过高大的法兰克人而放弃起诉。这种不讲道理讲拳头的蛮族习惯,日后竟被很多人尊为贵族骑士精神。法兰克彻底抛弃了官僚制而实施了封建采邑制。形成封君与封臣以土地和军役为纽带的效忠关系。最初土地不能世袭,土地被强大的贵族变为世袭财产,形成了欧洲中世纪国王、大中小领主层层分封制。
领主在采邑内享有行政司法、军事财政权力,生杀予夺集于一身,俨然独立王国。孟德斯鸠说,查理?马特实行?邑制度改革之后,国家被分割成众多的?邑, 法兰克在统一战争中兼并的其他蛮族王国,并不像罗马那样建设行省,收归中央管理; _______________ 1.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1963年,遇难决之事,则以水与火的实验裁决??让嫌犯手握烧红的烙铁,安然则无罪;把嫌犯扔进池塘中,沉下去则无罪。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_______________ 而是封给贵族与教会,维持领主自治[1]。就是最大的地主。法兰克几代国王死后都将国土均分诸子。
王权地方化,遍地是国王。日耳曼诸族之后,是斯拉夫诸族大规模侵入东欧,后者与前者的建国方式、制度选择如出一辙。罗马后的欧洲再未统一过。理解这段历史,才会理解欧洲未来政治的演变。 (六)封建政治与文官政治 罗马帝国的制度遗产近在眼前,法兰克为何偏要选择封建制?
因而无法掌握这些历史经验。如哥特的男童只能学母语而不能学拉丁文,谁学就要挨骂。 日耳曼族内语言直到8世纪之前尚未形成书面文字。由于拒绝学习希腊罗马文字,中世纪早期的三百年中(从476年到800年)的日耳曼诸族普遍不能书写。求知欲强的查理曼大帝会说蹩脚的拉丁语,但依然不会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们竟然都不会写字。与中国宋太祖同期的奥托大帝30岁才开始识文断字。
与宋仁宗同时的康拉德二世看不懂书信,欧洲绝大多数封建贵族都是文盲。就无法处理复杂的文书,就无法建立文官系统,就无法运行精密的罗马法律。如史家布洛赫所言,“虽然大多数领主和众多大贵族(名义上)都是行政官和法官:但作为行政官,他们却无力亲自研究一份报告或一张账单;作为法官,他们的判决则是用法庭听不懂的语言记载”[2]。无法运行官僚制度进行管理。
就只能搞简便易行的封建制度,而不具有对庞大国土的管理能力。只有修道院和教会学校。诸侯们不得不依靠领地上的教士搞行政。法兰克诸王的大臣职位都由教会人员居首。教士们不仅是精神世界的诠释者,还成了行政权力的掌握者。“罗马教皇”是由罗马皇帝的敕令确定的(445年)[4],总体上皇权高于教权。但在法兰克王国。
教会不仅全面参政,还成为大领主,多次成功抵抗王朝的征税企图[5]。成为日后“普世教会”崛起的基础。日耳曼传统中也有珍贵的遗产,如代议民主制就产生于他们的军事民主制而不是产生于罗马官僚制,但他们未能嫁接好罗马制度, 有学者说,日耳曼人选择自治和封建,日耳曼诸族天性喜欢“分居”和“独立”的生活方式。
“日耳曼人的居住地被沼泽、河泊、森林所分割……这些部族是喜欢分居的……当这些部族分开的时候,它们全都是自由、独立的;当它们混合的时候,它们仍然是独立的。日耳曼各王国独立分散,形成了多中心格局。同样被大漠、森林、山谷所分割,同样热爱 _______________ 1.如法兰克打败西哥特占领比利牛斯山区后,把土地全收为王室领地,赐给法兰克官员与哥特贵族作为庄园与自治领。
查理曼把被征服的萨克逊、伦巴意大利及西班牙的大量土地封给僧侣们,作为教会的领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参见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第350页。罗马皇帝瓦伦廷三世授予当时的罗马主教利奥一道敕令,将罗马教会提升至西方教会最高的地位,敕令宣布:罗马主教制定的法律,罗马主教传召其他教区的主教。
各地主教均应应招,违者由所在地区总督以强制手段押送罗马。利奥一世自此号称教皇。参见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第297页。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同样受制于游牧社会的天然“分散性”。但五胡并没有回到更适合游牧天性的自治分封路线,五胡的政权,从来不是一族一国[1]。
五胡的政权,虽然是补选的市长任期只有1年城市里的过去,是多族群官僚政治,从来不用宗教代理。五胡君主们大都笃信佛教,但他们做政治决策时,从不需要以佛教为判断依据,也不需要佛教动员基层,他们有着发达的文官系统与运用官僚制度的能力。北魏佛风极盛,著名的佛教石窟都凿就于此朝。
僧人以百万计,占有大量寺户庙产,和法兰克教会一样是大地主[2]。但北朝君主没有被宗教捆绑,反而出手关闭寺庙,将人口重新纳入编户。法兰克帝国因为这一加冕变成“罗马”了吗?欧洲学界争论了几百年。史家们不得不承认,法兰克对“罗马继承者”半心半意。
假如早知道教皇想加冕,查理曼称帝后仍保留了“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的头衔,公元96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派遣一个伦巴第人主教出使拜占庭。主教则答说,在法兰克说“罗马人”这个词是一种侮辱[4]。 法兰克与罗马分离的意愿,最明确地体现在法兰克的史书中。罗马编年史是“百川归海”,虽有不同王国与诸多族群的源流。
但最终汇入罗马世界,而在哥与法兰克的自行编史中,把罗马从历史中剔除出去,蛮族对西部行省的“武力侵占”变成了“天然继承”。这种“造史运动”在法兰克《弗里德加编年史》中达到顶峰??“罗马秩序”甚至从未存在过,“罗马世界”从开端就是一系列族群和王国的平行发展,而且最终也没有汇入罗马帝国。只不过是诸多族群中的一个而已。 完成这个转变的工具,“种族性”增强了日耳曼人的自我认同。
以此将日耳曼世界从曾经依附的罗马秩序中解放出来。 查理曼帝国是由不同的“族群集体”构成的。宫廷史家们将查理曼帝国刻画为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阿勒曼尼人、图灵根人、萨克森人、勃艮第人和阿奎丹人共同组成的联合体,不是族群隔离的“瓜分天下”,参见周伟洲《汉赵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03页,李圳《后赵国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第106页,蒋福亚《前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11、120页,俄琼卓玛《后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29?130页,胡玉春《大夏国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3?104页,参见《佛祖统记》卷三十八。
参见[法兰克]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1979年,利乌特普朗回击说:在他们那里,“罗马人”这个词才是一种侮辱。作为罗慕路斯的后代,他们是弑兄者的后裔,是通奸的产物。他们在罗马聚集了无力偿还债的流氓、逃跑的奴隶、杀人犯和犯下死罪的人。 History, Frankish Identity and the Framing of Western Ethnicity 550?8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199-212.“一个种族就是共享单一起源、并根据自身的类聚区分于另一种民族(natio)的一群人,也就是从‘生育’(gignendo)得名,正如‘民族’一词来源于‘出生’(nascendo)。”参见赫尔穆特?海米茨:《罗马帝国与加洛林帝国之间的历史与历史书写》, _______________ 合的“混一天下”。 在族群认同上,寻找自己族群遥远的始祖神话。
证明自己是罗马世界的“外人”;而中国五胡史书都试图论证部族起源与华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华夏的亲人[1]。欧洲蛮族通过法律设置人为区隔,而五胡政权从来提倡多族群混居。两汉时的游牧族群尚由酋长与汉廷官吏双重管理,而五胡自己发展出的人口政策,则是更彻底的大迁徙、大融合、大编户。五胡政权大规模移民竟达50余次[2],北魏更彻底,直接喊出了“离散诸部。
分土定居”的口号,打破部族酋长制,实行编户齐民。五胡君主们最爱援引孟子那句“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泽中国,“帝业无常,唯德所授”。 在统一问题上,应当由多个种族分而治之。
中国五胡史观则认为中华天下应当是统一的,不管哪个族群当道,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终极目标。 在政统建构上,更不去与东罗马争夺正统。中国五胡史观则用各种方法将政权置于中华王朝的正统序列之中,年年与南朝争正统。 经三百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今日北方中国人,其血脉都是胡汉融合。
即便是汉人也是商周时诸夏与周边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在这样的大融合中,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多方的互化。政权旋生旋灭,族群旋起旋落,由于任何族群上台都坚持混居融合政策,“汉人”数量也就越融越多了。由此又回到一个老问题,汉族血统基因当以哪朝为标准?
因为中华民族大规模交融史早在两千年前就开始了。 不理解这样的史观,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五胡君主虽然习俗上皆有祖风,政治楷模却是汉人诸帝而不是自己的英雄祖先[5]。就不能理解五胡为什么不肯像法兰克那样与罗马分离,不管是强大还是弱小,非要以“华夷大一统”为理想[6]。 如果说古日耳曼人习惯于“自由分居”,可北魏人面对南朝的 _______________ 1.刘渊是“汉氏之甥”??因为汉匈和亲(刘曜改称“出自夏后”??《史记》说匈奴是夏人之后)。
慕容氏是“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苻氏是“有扈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姚氏是“禹封舜少子于西戎,受封北土”,宇文氏系“炎帝为黄帝所灭,参见相关《晋书》“载记”、《北史》“本纪”。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
匈奴之汉赵,迁徙了63万户汉、氐、羌人到首都(平阳、长安);羯人之后赵,迁徙了几百万汉、乌桓、鲜卑、巴、氐、羌等人口,迁移了段氏、高句丽、宇文部、夫余、羯人,人口倍增至千万;氐人之前秦,把远方的鲜卑、乌桓、丁零等族迁至根据地关中,又将关中氐族15万户迁至关东“散居方镇”;羌人之后秦则将各地流人及雍、凉等边地人口迁往关中,达百万余口。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参见《孟子?离娄下》。除了刘渊、苻坚,石勒在言行上处处效仿刘邦,古成诜鼓动姚苌起事以“汉、魏之兴”为说辞。今闻歌大风”。如石勒听人读史,听到郦食其劝刘邦分封六国之后而大惊,听到张良阻止才安心。
晚年每想到“吴、蜀未平,书轨不一”,“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录”;北魏雄主道武帝宣称要成就“《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遗寇尚炽”而无可“谢责”,以复“大禹之业”立号为华夏之“夏”,以“统一天下, _______________ 讥讽时,却回骂南朝为“岛夷”,称自己才是中华正统。
因为北魏不仅据有中原,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移风易俗之典、礼乐宪章之盛”[1]。 这不是一句虚话。从东晋末年刘裕篡位开始,北魏后期把洛阳营造为上百平方公里的“大城”,如饥似渴地吸纳南朝官制、衣冠礼乐、书画文学,并加以创新[2]。经学上贯通南北的大儒明显多于南朝[3]。以至于529年,南朝陈庆之打进洛阳后。
现在才知道“衣冠士族并在中原”。北朝是“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自己是“目所不识,口不能传”,[4]不仅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还要在文化上融合创新。五胡这样的气概, 五胡成功了。与汉朝文艺的朴拙简约相比。
北魏北齐和隋唐的石窟造像融合了犍陀罗艺术、笈多艺术与魏晋风度。隋唐的七部乐、九部乐,既有中原曲调(《清商伎》《文康伎》),琵琶本诞生于西域,北亚风和波斯风并没有被视为“异质”文化,而是受到了所有中华族群的热爱[5]。还是赢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这样的“天下之志”,就会把“族群融合”误解为“族群同化”,如果用欧洲民族主义狭窄范式来思考。
就会永远在族群认同的政治文化里打转。 新疆牧民的游牧转场 第三章 中西比较 (一)自治与郡县 不同史观来自于不同文明。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 罗马帝国虽有上层文官体系,但其本质仍是基层自治。其国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着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领主自治形态。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到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从中世纪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国,到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热那亚);从按照“小共和国”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共和国,到欧洲按照“一族一国”模式建立的民族国家。
不管什么时代,欧洲人的制度史观与价值认同中,基层自治都是核心密码。从塔西佗发现“蛮族人的自由”,到孟德斯鸠盛赞蛮族独立分居的性格,从基佐发现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地方自治传统的代议制精神[6],均如 _______________ 1.参见《洛阳伽蓝记》卷二。孝文帝吸收南朝官制,又吸收“二王”而催生刚柔并济之美。
“义疏”之学结合章句(北)与义理(南),北朝如皮锡瑞所举刘献之《三礼大义》,徐遵明《春秋义章》,李铉《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周易义例》,沈重“三礼”《毛诗》义、《丧服经义》,熊安生《周礼》《礼记》义疏、《孝经义》。参见《洛阳伽蓝记》卷二。以唐风做载体,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流传至今成为活化石;印度和西域流行的凹凸画法。
在唐代被吴道子等画家汲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60页)。参见[法]弗朗索瓦?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_______________ 钱穆所言,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
虽面对大敌,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中国无论建立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国家治理的基础都是县乡两级基层政权[2]。正如芬纳所言,中国是现代形式的官僚机构“发明者”[3]。
从秦汉缔造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以来,基层政权建设就被纳入中央派遣与管理的文官体系之中。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一直是主流。尽管中国留有一点封建制变体,如基层的官绅合作制度,但这些都是有限自治,国家权力早已嵌入社会结构各个细胞之中,不存在欧洲式基层自治。 基层自治与基层政权,两套文明逻辑。
从罗马的眼光看秦汉,会认为中央集权的弱点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性叛乱容易蔓延成全国性暴乱。相比罗马历史上发生的叛乱都是地方性的(除了巴考底起义),这是基层自治的好处。芬纳就认为“威胁汉帝国生存的中国式农民起义, 从秦汉的眼光看罗马,会奇怪罗马之后的欧洲因种族宗教引起的文明冲突竟能绵延千年。打了四百年阿拉伯与拜占庭战争;8到15世纪,进行了9次十字军东征;13到15世纪。
打了拜占庭抗击奥斯曼战争、苏格兰抗英战争;1455年到1485年,爆发了全欧洲都卷入的三十年宗教战争,几乎没有一个世纪是民族与宗教真正和解的。在“文治”方面,即便认为“罗马自治”更优越的芬纳,也不得不承认“汉帝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与帝国(特别是罗马),它蔑视军事荣耀。它是一个衷心地反对军国主义的帝国。它的特点在于‘教化’,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文’。
这种宗教上的宽容以及对文明教化的倡导构成了帝国的光荣理想”[5]。 西方社会喜欢生存于“小共同体”里,从城邦政治到封建自治到小共和国再到美国乡村自治,最终演化成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至上。中国社会也有各种“小共同体”,例如家族、三老、乡绅和各种民间社团,但总还去追求一个“大共同体”, 西方诸多学者,如唐宁、查尔斯?蒂利、麦克尼尔和迈克尔?曼等都自信满满地认为,西方中世纪的分与乱。
反而带来了进步。因为发生在前现代欧洲的一系列战争打出了欧洲的 _______________ 7.尤其是民情,能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英裔美国人的法制和民情是使他们强大起来的特殊原因和决定性因素。而美国人最主要的民情是乡镇自治。“乡镇制度既限制着多数的专制,”参见《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第356、332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3页。但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体系非常完备。县的辖区又被分成不同的乡、里,但只负责教化,不负责社会管理,啬夫和有秩负责征税、组织劳役和司法,游徼是事实上的派出所所长。
维持法律与秩序、管理驿站兼警察职能。亭下置“里”,由里正管理。参见[英]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马百亮、王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2页。第71?72页。第348页。
打出了欧洲的理性化官僚制,打出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与工业资本主义。使得战败的一方可以不断总结经验,推动了技术的积累性发展。封建社会的分裂性与阶级性有利于商业资本的产生,会更容易走向资本主义。 言外之意,中国太统一,没有世袭贵族和商人控制的自治城市,因而无法产生工业资本主义。
但若要问中国人,愿不愿忍受一千年的“战国丛林”和“族教冲突”,去换原始资本主义的诞生?主流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中国春秋时期就是多国竞争和分封制度。秦之所以能逆流而上统一六国,汉之所以在“暴秦”舆论下还坚持“承秦制”,正是因为战国三百年的超大规模战争让民间达成了“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的共识。中国不是没经历这个阶段。
而是经历过并抛弃了这个阶段。所谓的“常备军”与“理性官僚体制”,比欧洲早1800年。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真正考验,是在维系大一统的基础上,如何能同时实现秩序与自由,如何能同时兼具“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制度之美,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义更高的标准。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二)华夏与内亚 西方中心主义者们常以罗马与法兰克为样本来理解其他文明。如法兰克的“复合性君权”。
说查理曼大帝“法兰克王与伦巴德王”的族长身份是主要的,而罗马皇帝身份是第二位的。查理曼帝国是多民族的联合体。只要皇帝下诏,就可以分为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某些学者将这种范式转移到中国。如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声称清朝皇帝也是复合型君权,清朝皇帝身兼满族人族长、汉族人皇帝、蒙古人的可汗、藏传佛教文殊菩萨化身与转轮圣王等多重身份于一体。一旦清朝皇室崩解,各族就可以各奔自由。
这完全无视满蒙藏与中原的治理系统。清朝在东北以变通的方式推行郡县制,在城市中也很快取消满汉隔离政策。最终也过渡到郡县制,如蒙古的盟旗制和南方的改土归流。象征着统治不分胡汉所有中国人的合法性。 西方一些学者还用“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来解读中国历史。热衷于从北魏到辽金元清等北方族群建立的政权中寻找来自于“内亚”的文化认同,并将其分为“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他们根据一些北方族群特有的风俗仪轨来断定这些王朝的内亚性。
如高欢让北魏皇帝在七人抬举的“黑毡”上继位的“代北旧制”,如蒙古保留的斡耳朵祭祖与行国、行殿风俗,如清朝盛行的萨满跳神、“立杆大祭”之类的草原祭天仪式。这是没有搞清“礼俗”与“政道”的区别。中华文明的核心不是礼仪、风俗、艺术和生活习惯,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基本制度来建构政治。来自北方族群的天子,不管信萨满还是信佛道,只要实行儒法大一统而不是分治天下,只要运用郡县文官制而不是用部落神权制。
却在官制和法律上继续“汉化”,北齐律最终演化为隋唐律,英法两国在百年战争(1337?1453年)的推动下同时产生了隶属于国王的常规军和对百姓的直接税收能力),但是在贵族、教廷和城市中产阶级多重力量的钳制下,欧洲的国家力量始终不能得到中国式的发展。参见赵鼎新:《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文化纵横》2009年第6期。 _______________ 西辽耶律大石败退至中亚和新疆,建立喀喇契丹,称自己为“葛尔汗”。
当时中亚都实行“伊克塔”分封制[1]。但耶律大石取消了伊克塔,将中原王朝的制度移植过来。在行政上实行中央集权,在直辖领地实行文官制(沙黑纳制度)[2],将兵权收归中央[3],巴托尔德认为这就是中国的什一税。因为西辽的缘故, 元朝是中央集权政制,中央置中书省总理政务。
地方设“行中书省”。文化上虽然各宗教并举,但政治上仍以儒法治国。其他三大汗国都是分封制,而忽必烈自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改国号为“大元”后,元朝历代皇帝无不学儒尊孔, 清代的政治建构更不用说了,所有理论资源与制度安排都来自于中华文明[6]。改变国家性质主要看治理体系。查理曼接受了“神圣罗马”加冕。
也没有让加洛林王朝变成“罗马”,因为法兰克的治理体系不是罗马。清朝剃发易服,理所当然也还是中国,因为它的治理体系就是中国。从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夏商周三代之中即有“内亚”。陕西石峁遗址出土了有很强欧亚草原风格的石雕人像和石城。殷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受草原族群风格影响的青铜器[7]。秦人族群中混合着大量羌人和氐人。
实际蕴含着大量蒙元遗风。朱元璋诏书的语言风格就是元代的硬译公牍文体。明代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藏人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伊斯兰教庇护者几种身份[8],长城外的引弓之民与长城内的冠带之室,究竟是纯然陌生的他者,还是共享文明的近亲?是西方文明的习惯。也少有政治整合社会的传统。福山反思说,参见[苏联]巴托尔德:《中亚历史》上册。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在直辖领地,西辽都派驻了象征汗权的沙黑纳。沙黑纳既是地方长官,也是管理机构,负责处理地方政务和征收赋税。建立官制的情况,耶律大石建立了自己的官僚体系。
从其大臣的职务名称“六院司”“招讨使”“枢密使”等来看,是中央集权和属国制度在西辽的延续。参见巴托尔德:《中亚历史》上册,吉尔吉斯斯坦近年出土了四枚西辽铜钱,形制如唐钱,印有“续兴元宝”的汉字。宣称复三代之治,在曲阜三跪九叩祭孔(康熙),掌握解经权;重构夷夏之辨,强调有德者为天下君。
安抚和笼络江南士人;在上层倡导孝道,在基层使乡约、宗族等组织重新趋于制度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参见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钟焓:《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10.马饰中的“当卢”上,有翻转身体张望的独角羊,更是欧亚草原经典图案。
与匈奴大墓中的马饰高度相似。 _______________ 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以失败告终”。他呼吁一种“信条式国家身份”的国族认同,“这种认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个人特征、生活经验、历史纽带或宗教信仰上,这种观念的目的在于鼓励公民认同于他们国家的根本理念,并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识地融合新成员”。[1] (三)夷夏之辨与中华无外 夷夏之辨,很多辩论者只搬出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来争吵,没有顾及历史的完整。
最初的“夷夏之辨”来自《春秋公羊传》“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2]。“南夷”是指楚国。可到了战国,特别是到了秦汉,天下皆行王法,没有族群之别。互称夷狄就是为争一个正统。“华夷之辨”弱化了。“自古皆贵中华。
朕独爱之如一”。之后的“安史之乱”是藩镇坐大而非民族问题。 第三次高峰是宋朝。宋朝的经济文化达到巅峰,面对辽金和西夏的军事强势,宋朝只好自我固化来区分高低,真宗自导自演了天书封禅,士大夫也高扬“华夷之辨”[3]。南北全都说同一种话。所谓的“四等人制”至今仍存争议。
第四次高峰是明朝中期。而一旦立国便立即承认元朝入主中原是“天命”,宣扬天下一统,“华夷无间,抚字如一”[4],将忽必烈列入历代帝王庙与三皇五帝、三代两汉唐宋开国之君一同祭祀。明朝自尊心大受挫伤,才将忽必烈撤出庙外。 第五个高峰是“明清易代”。历届清帝都彻底推行了汉文明。
华夷之辨再度消解。只要接受中华道统、法统、政统就可以得到天命,凡是分裂之世,当政者都致力于消融“华夷之辨”。4世纪之前,罗马史家们对“蛮族”不乏称赞之辞,罗马帝国中期以后的多位皇帝,都拥有“蛮族血统”,帝国多位名将也出生于“蛮族”,如盖依纳斯、索尔、巴库里乌斯、埃提乌斯与奥维达。
甚至连抵抗西哥特入侵的罗马名将斯提里科还是汪达尔人。4世纪以后,6世纪有史家骂君士坦丁大帝是帝国衰亡的祸首,原因就是引进大量蛮族。而蛮族人也 _______________ 1.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参见《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如程颐说“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二程遗书》卷二上)。
“哥特人烧杀劫掠,不分男女老少,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女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然后被他们掳走。幼年和成年男子被生生地从父母的尸体边拽开,许多老人被双手反绑,对着化为灰烬的祖居泪如泉涌。他们悲叹自已幸存下来,第200页。
_______________ 开始论证“英雄自有来处”。如狄奥多里克在晚年被波爱修斯背叛后,便授意宫廷史家写作《哥特人史》,强调自己的家族连续17代的辉煌历史[1]。 每个文明的内部,都有共同性和差异性。当共同体分裂时,各个政治中心为了划定边界、巩固自我,都势必夸大差异,直至变成永久的分裂。
只要存在政治多中心的竞争, 政治统一乃是文化多元存在的基础。多元文化反可以尽情伸张个性;政治一体越脆弱,一体与多元,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同弱同强。不理解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就会既分割了世界也搞乱了自己。 位于江西南昌的西汉海昏侯墓发掘现场 结篇 (一)母体的回归 一体与多元的概念,曾纠葛于上世纪中国两大学者。 第一个是顾颉刚。
1923年,猛烈抨击三皇五帝,认为上古史是儒家一层层“垒造”而成[2]。谁要想证明古史存在,就必须拿出证据。“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3]。这个运动发展到极致,就是“夏禹是条虫”。胡适对此大加赞扬,“宁疑古而失之。
不可信古而失之”。 顾颉刚 运用这种方法,他提出要否定“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代“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瓦解了历史,但顾颉刚不以为意。在他的眼里,只有这样一种全新的方法。
他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们一样,都奋力于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 然而,最早质疑中国上古史的,不是顾颉刚,是二战前的日本东洋史学家们[5]。20世纪初,这些史家们以东方民族的眼光叙述东亚文明的兴衰、民族间的此消彼长与邦国兴亡。尧舜禹并不真正存在,不过是后世儒家杜撰出的“偶像”。
本来就受乾嘉考据精神影响的顾颉刚深深服膺白鸟库吉,也高喊“打倒上古史”。 但这批所谓的东洋史大师一面搞学术创新,一面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种族解构中国”的理论,如“汉地十八省”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藏回非中国”论、“中国无国境”论、“清朝非国家”论、“异民族征服乃幸福”论等。这成为今天美国“新清史”观 _______________ 1.参见彼得?希瑟:《罗马的复辟》,北京:中信出版集团,“层累”说的根本之点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或曰“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按照顾颉刚的观点,古史的顺序恰恰反过来:盘古最晚出现却辈分最高、资格最老(是创世始祖),三皇(天皇、地皇、泰皇)次之,黄帝、神农再次,禹的辈分最小。“尧舜”出现于春秋,“黄帝”“神农”出现于战国。
“三皇”出现于秦代,参见顾颉刚:《我是怎样编起〈古史辨〉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923年5月,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提出上述观点,“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
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参见《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2页。“所谓东洋史,主要是阐明东方亚洲的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一般历史,与西洋史并立,构成了世界史的一半。
”参见[日]桑原?藏:《中等?洋史》,《桑原?藏全集》第四卷,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 _______________ 的前身,东洋史大师们还认为,魏晋南北朝以后,“古汉人”已然衰败,是拯救东亚文明之弊的“文明终点”。而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刺激下成长起来的子系统。
具有承接中华文明的资格, 顾颉刚们警醒了。面对“九一八”的战火硝烟,曾经倾心于东洋史学的他,终于明白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1938年,他目睹日本在西南继续挑动泰语和缅语族的独立,又受到傅斯年的精神撼动,终于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论。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
扶杖到桌案前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1]他反对使用“民族”来界定国内各族群,建议改用“文化团体”,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顾颉刚在这里提出了“国族”的概念,即“同属一个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属于同一的国族,即中华民族。 他拿自己的出身举例,是江南的旧族,想来总没有人不承认我是中国人或汉人的了;但我家在周秦时还是断发文身的百越之一。
那时住在闽浙的海边,不与中国通,实在算不得中国人。自从我们的祖先东瓯王心向汉朝,请求汉武帝把他的人民迁到江淮之间……我们再不能说我们是‘越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 一贯认为“三代续统”是后儒编造的他,开始论证商周之转化:“连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
我们是商民族,常常梦见周公。”“试想这都是何等的气度,” 《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著名讨论,他时年29岁,和顾颉刚是苏州老乡,刚从英国留学归来。 费孝通 费孝通认为“民族”是根据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形成的团体,是科学概念。
中国国内确存在不同的民族,这是客观事实,不必为了谋求政治上的统一而刻意去消除各族的界限,“文化、语言、体质相同的人民不必是属于一个国家”,因为民国的现实正是多政治中心,中国历史上也有多个政权分立的时期。 听到这些,顾颉刚虽缠绵病榻,却如“骨鲠在喉”,又爬起来写了《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反驳说:中华民族的“国族性”是足够强大的,“分化”是“不自然的局面”。只要分裂的武力稍弱一点,人民就会自发结束分化局面。如果“长久分立”有天然的安定性,他在文末甚至怒吼道??“等着罢,到日军退出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一见东北四省和其他沦陷区的人民是怎样的给我们一个好例子了!”[3] 对于前辈的病怒,费孝通沉默了。
没有再做回答。“中华民族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 _______________ 1.傅斯年在信中说:“现在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
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此非曲学也。”顾颉刚说:“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参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参见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参见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
《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1939年5月29日)。 41年后,时年87岁。78岁的费孝通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他承认存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自在实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
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费孝通回到苏州老家参加顾颉刚纪念会,第一次对60多年前的公案做出回应??“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基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胸, 有批评者认为,费孝通的“一体多元”理论不过是在“一个”与“多个”之间找了一种折衷的、弥合的“政治性说法”。但费孝通认为。
用西方的民族概念是无法来描述“中国的民族”的。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我在曲阜孔林兜圈时,突然意识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体这个秩序吗?而他在中国成功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苏联那种分裂局面, 顾颉刚与费孝通的纠结。
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路??既渴望用西方概念来改造中国的知识传统,却发现西方经验无法概括自身文明;既渴望独立于政治的西方学术,又发现西方的学术从来离不开政治。他们都回归到中华文明母体。中国丧失了政治与文化话语权,“历史中国”都是由西洋和东洋来书写。都是由外来学术框架去塑造。 比如,有大汉族主义观点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有狭隘民族主义观点则认为“满蒙回藏非中国”。
这都是当年“东洋史”的遗毒。 比如,有些史家试图用“意识形态”来对标西洋史。当西方说“大一统”是专制原罪时,他们就将“专制”归罪于元清两朝。说汉唐宋本来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专制”,离西方不算远,结果被游牧民族的“主奴观念”改造成了“野蛮专制”,明朝的高度集权是元朝军事制度的残余,中国没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被清朝断了萌芽。
得出如此结论, 比如,当西方认为中国因缺少“自由传统”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度时,有些史家就开始论证,“农耕文明”代表专制,“游牧文明”代表自由。如果元朝不被明朝推翻,那中国早在13世纪就有了一个商业与律法之上的社会形态。从不属于东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在孟德斯鸠笔下。
同样是征服, _______________ 1.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而鞑靼(蒙古)人传播的是“专制”[1]。在黑格尔笔下,而全体东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2]。都来自我们总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维的益处,却也经常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裹挟。未来亦是如此。
但另有一股更强大的“天下”精神将其超越。隋朝大隐士王通,教出了初唐几乎整个将相集团。他身为汉人,却说中国之正统,不在汉人之南朝,而在鲜卑之孝文帝。因为孝文帝“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
[3]此为真正的天下精神。 其他族群亦如此。 藏族与蒙古族信奉佛教,无论藏传汉传,都有“消除分别心”的教义。中国穆斯林“伊儒汇通”传统中也有“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罔不畏天”[4]之训导。
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一部中华民族史, 中华民族融合中还充满着深沉情感。写于晚明的蒙古《黄金史》中说,永乐皇帝是元顺帝的遗腹子,通过靖难之役让明朝皇统又秘密回到了元朝,元朝是“蒙古人执掌了汉地唐之朝政”[5],宋末帝(蛮子合尊)并没有在崖山投海,而是前往西藏修习佛法,夺取了蒙古皇位。
用“轮回”与“因果”把宋元明三朝编排成“互为前生后世”,这不是正史,而是宗教野史传说,是仅凭外来理论描述中国的人难以理解的。 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政权、人物、事件太多太杂,是一段最难写清的历史。而中华民族重新塑造与中华文明转型升级的密码, 拿《三国演义》作例。
这部书几百年来被人说烂了编烂了,中国历史就这一部区区“三国”。实则“三国”也就六十年,且是中国历史最落后的时段。一直是两千万到六千万间,可三国时人口竟降到一千万,书中那些动辄几十万大军之战全是演义。除了曹氏父子文治武功外,三国岂能与之后三百年壮阔史诗相提并论。在那三百年中。
历史影响之剧烈,更非《三国演义》能比拟。 _______________ 1.到处建立君主政体和自由。”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331页。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11页。“中国无主。
故正统在东晋及宋”;孝文之后,“中国有主,参见《元经》卷九。参见(清)马注:《清真指南?自序》,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510页。《汉藏史集》之“蒙古王统”一节中称:“阳土虎年,依仗武力从木雅甲郭王之后做了唐之皇帝的一位名脱孜的国王手中夺取了王位,” _______________ 一是东晋据江南。
与匈奴刘氏汉赵、羯人石氏后赵三国鼎立;二是东晋与鲜卑慕容前燕、氐人苻氏前秦三国鼎立;三是东晋与羌人姚氏后秦、鲜卑慕容后燕三国鼎立;四是刘宋据江南,与匈奴赫连大夏、鲜卑拓跋北魏三国鼎立;五是齐梁据江南,与东魏、西魏三国鼎立;六是陈朝据江南,这里面改变历史的英雄故事数不胜数。有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刘琨与祖逖;有石勒与汉人军师张宾的“邺城对”;有前燕、前秦与东晋北伐争雄的几场大战;有王猛作为“苻坚之管仲”、慕容恪作为“前燕之霍光”、刘裕作为“司马德宗之曹操”[1]等几大英雄之大智大勇;有苻坚率百万大军渡江的气势(中国古代百万规模渡江唯此一例)及被杀前的从容;有崔浩如此功勋而被冤杀时几十个卫兵向他撒尿的惨景[2]。最具戏剧性的风云际会,是26岁的宇文泰扮做使者,此时高欢霸业已成大半,如高欢是真英雄就束手归降,如与我不分伯仲就再打到底。
一边是宇文泰审视高欢半天后决意不降而飞速西返,发兵狂追不及。高欢成北齐之祖,宇文泰成北周之祖,双方十年五场大战,涌现出一大批名将,跟着宇文泰的那批关陇将帅中,杨忠的儿子杨坚成了隋朝开国皇帝,独孤信长女是北周明帝皇后,七女是隋帝皇后、杨广之母。
而高欢这边的大将在他生前多已凋谢,死后剩下一个只服他而不服其子的跛子侯景,仅带残兵八千南下,倾覆了梁朝。 除了“帝王将相”的故事,还有“文人墨客”的故事。北朝的《木兰辞》,鲍照的边塞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
共同孕育出唐诗。江淹的《恨》《别》二赋被李白反复摹写,庾信的《哀江南赋》被杜甫终生吟诵。王国维把“六朝之骈语”视为楚辞汉赋与唐诗宋词之间的“一代文学”。[4]更不用说萧统的《昭明文选》是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集大成,钟嵘的《诗品》是中国第一部诗学专著。五胡入华大乱之际,西域胡僧佛图澄被石勒、石虎奉为国师,后赵灭亡后。
打破“沙门不敬王者”的教条[6]。苻坚为了迎取道安而出兵攻占襄阳,苻坚为鸠摩罗什打下西域,但大军刚将他接到半路,16年后后秦将他迎到长安当国师时,推荐他的道安早已圆寂。鸠摩罗什不忘东行初心,译经数百卷,南北政权隔江分治,慧远弟子道生又北上长安向鸠摩罗什求学。
建康的几大名僧亦很活跃。法显从北朝长安越葱岭到印度取经,再经南洋海路回归南朝建康,历30国15年,一部佛国游记竟成南亚诸国史料的考据。自苻坚打通西域后,中印僧人你来我往,达摩也因此将禅宗带到中国。崔浩说:“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辅少主。
慕容?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及浩幽执,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周书?文帝纪上》《北史?周本纪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僧传》卷九《佛图澄》。《高僧传》卷五《道安》。 _______________ 立。经过多番曲折。
他们初步理顺了佛教与政权的关系,从此确立了“政主教从”;初步理顺了佛教与父母的关系,从此因果与孝悌没有矛盾;初步理顺了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日后禅学与理学的发展开启先声。最重要的故事还是中华民族胡汉一家的故事。是汉族人是蒙古族人是藏族人是维吾尔族人还是满族人?看了这三百年就明白了什么叫中华民族,什么是自己的身份认同与精神世界。希望文化人多看看,也希望西方人多看看。
时而凝神深思激越苍凉。大家都听过哼过。高欢与宇文泰打了十年,最后一战在河东玉壁城下。546年深秋,高欢二十万大军连攻五十日,死伤枕藉仍未奏功。一生智算无敌的高欢眼见得此生再也灭不了宇文泰,再也统不了天下,只能下令撤军。
只好聚填在一个大坑中。返回晋阳后,他强撑病体稳定军心,命将军斛律金领唱“敕勒川,鲜卑语的唱词绕梁不绝,周围将帅臣僚全体合唱。想着十年间战死的数十万将士,看着自己一头白发万里河川,高欢潸然泪下。此歌由此流传。
[1]与此同时,开出了隋唐。 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是汉化的匈奴人,他们都是这三百年中华民族融合史中典型的中国人,如果中国年轻人不去体悟坚守,如果西方年轻人不去了解理会,如同那首《敕勒歌》,谁关心它的来历呢?《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北齐神武攻周玉壁。
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 【编辑:朱延静】 位居中国之中。
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没有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三个没有改变”, 今天,千万双眼睛聚焦这个载入史册的时刻,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精彩开启。荆楚美如画。” 历史会记住这一刻,屹立着一个加速崛起的经济地理中心,屹立着一股不胜不休的精气神。是因为中国行。
五洲激荡,促成更多交流与合作。” 聆听湖北故事,鼓舞着还在抗击疫情的世界各国人民。” 聆听湖北故事,日本大分市市长佐藤树一郎畅谈期许:“共享发展机遇,一份份诚挚的回应, 来吧!“晴天带伞”“撑伞避雨”“打伞干活”“修伞补强”“23245”制胜密码,让湖北连续11个月没有新增本土病例。
来吧!蕴藏巨大创新潜力。 来吧!怎一个惬意了得。顺着绵绵电波,用5种语言同步传向现场嘉宾,传向长城内外,传向五湖四海。疫情前后的三组图片……” 4月12日下午, 以“英雄的湖北:浴火重生 再创辉煌”为主题的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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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鄂携手 共赢未来 法国驻华大使罗梁?? 立足法鄂合作成果 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法国驻华大使罗梁发表致辞。我曾和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到武汉访问, 自上任以来, 武汉正致力于打造一座现代和谐城市,尤其是在中南医院的朋友们。中南医院还建立起了中国第一家法国模式的急救中心,当时我参加了揭幕仪式。 疫情期间,法国驻武汉总领事贵永华坚持回到武汉,他的这种精神代表法国诠释了患难见真情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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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及时伸出援手, 未来, 首先,其中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融入全球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巴西和中国打算在2026年实现碳中和,这将是巴中双边合作新的增长点。巴中合作前景广阔,湖北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湖北在教育、科技、创意领域有优势。
在食品加工、钢铁等领域有基础, 日本大分市市长佐藤树一郎?? 感谢武汉雪中送炭 日本大分市市长佐藤树一郎通过视频方式致辞。 “非常高兴能通过视频方式参与此次活动,”4月12日,表达了对湖北武汉的感谢和祝福。佐藤树一郎说,1979年9月,武汉市和大分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佐藤树一郎说,40多年来。
双方以相互理解和友好和平为基础,建立双赢合作机制,已成为友城交流典范。切实履行环保合作备忘录内容,积极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垃圾分类等合作项目。 去年疫情期间,武汉市与大分市一场跨国“报恩”冲上热搜。许多大分市民非常关心武汉友人,想为武汉做些什么。加油”的标语。
希望武汉市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借此机会,”佐藤树一郎说,并实现经济复苏。今后必将加快发展,大分市将继续深化同武汉市的友好交流,与中国合作 霍尼韦尔全球高增长地区总裁沈达理视频致辞。在华已有80年历史,中国各行各业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我感到很自豪。
我们的员工和合作伙伴为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沈达理说。霍尼韦尔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就霍尼韦尔新兴市场中国总部项目签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湖北方面在全力抗击疫情的同时,也不忘准备复工复产。包括公司注册、开设银行账户等等。我们得以进入当地市场, 2020年3月21日,成为疫情之后第一家在武汉注册全资子公司的世界500强企业。
标志着我们将继续在中国投资,开发新兴市场。加深这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满足中国的市场需求。通过与湖北和武汉政府合作,还将把这份繁荣带给中国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沈达理说。 “钢铁侠”留学生志愿服务队?? 共同抗疫不分国籍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钢铁侠”丝路国际志愿服务队留学生代表视频发言。志愿队不分国籍、种族、民族,”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会上。
孟加拉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留学生安兵视频致辞。 视频中,他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贝宁籍留学生大明、俄罗斯籍留学生安娜,共同分享了他们与同学组建“钢铁侠”留学生志愿服务队在中国参与抗疫的故事。学校老师及时向在校外国留学生提供口罩等防疫用品,想方设法确保物资供应充足。 “武汉是我们的家,我们应守护共同的家园。”大明介绍, 去年2月。
湖北荆门谭店村村民向该校留学生捐赠4000公斤蔬菜。把承载着湖北人民关爱的蔬菜分发到外国留学生手里。志愿者都是铁汉,不管来自哪个国家,” “这是武汉大学的樱花,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上,我从新闻中了解到中国只用10天时间就建成了。39万平方米的火神山医院,12天建成7. “为中国点赞。
中国人民齐心抗疫。”石迪福说,“这个设计很特别,让我看到英雄的湖北就像一只火凤凰浴火重生。湖北人民遭遇了巨大挑战, “这群人是援鄂医疗队员吧?与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交流。希望湖北人民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经济重振上再创辉煌。 “游人如织,我感受到了湖北复苏的气息。
厄立特里亚国特命全权大使泽盖?特斯法齐翁说。 手绘图中,“描绘的都是湖北人民现在的美好生活情景,湖北的抗疫经验对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具有启示作用。一定有办法挺过难关,如今他们的生活美如这张绘画, “画得真好,它为世界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 “照片很形象,为美好的世界携手奋斗。
”朴殷均动情地说,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是韩国政府下属贸易促进机构,始建于1962年,中国率先在疫情冲击中实现经济复苏,证明了中国的实力。韩国与湖北的贸易总额在疫情影响下仍逆势增长40%,这充分说明韩鄂经贸往来具有巨大的韧性和潜力。武汉加快打造“光芯屏端网”等万亿级产业集群,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韩国企业来汉投资发展。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将组织韩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智慧城市、大健康、环保、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
协同湖北省企业共谋发展;此外,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驻华公使兼副馆长安飞?? 中国的抗疫措施有效且必要 “每一个中国人都了不起,无论是援鄂医疗队驰援湖北,大家都用实际行动在支持抗疫。”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驻华公使兼副馆长安飞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专访时说。 对于中国政府采取的居家隔离、戴口罩、测体温等抗疫措施,中国人民非常遵守疫情防控规定,这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中国人民很团结,安飞坚守北京。
“我告诫他们,安飞赞不绝口。三峡大坝的建成令世界瞩目。中国拥有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等新技术值得世界学习。 “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我一定会去湖北看看,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室副国别主任 玛哈?艾哈迈德 我多年前到过湖北,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湖北印象颇深。我非常想去看看现在的湖北, 湖北政府和湖北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作出的贡献令人惊叹。
部分古巴人民滞留湖北,但他们都很健康和安全, ??古巴共和国驻华大使 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 武汉是一座很温暖的城市,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现在社会经济正在逐渐恢复,烟火气都回来了, ??刚果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 卡拉拉 医护人员抗击疫情十分不易与艰辛。这也显示它在全球供应链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外交部蓝厅, “英雄的湖北。
”外宾们一路走, 英雄湖北 凝聚抗疫“向心力” “大年三十我夜不能寐。一句句深情讲述,道出习近平主席心系湖北的点点滴滴。他们驻足良久。 抓住救治和隔离“两个关键环节”,形成数据信息、救治工作“两个闭环”,实现这些举措,令人非常感动。 活力湖北 彰显发展“创新力” 经历疫情的洗礼。
尽显创新之力,逐一讲述湖北位居全国前列的创新实力?? 坐拥129所高等院校,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一名大学生。 启动光谷科创大走廊布局,对标国际国内一流,努力打造发展环境最优,不断刷新外国嘉宾们对湖北的印象。来自约旦的年轻人伊萨,创富图库www67845,创新活力迸发,外国公司很适合来到这里做生意。
处处都是商机。 展览现场,一幅“火眼”实验室的图片, “这是武汉华大基因的‘火眼’实验室,其单日检测量超3万份,在国内战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核酸单日单样本最大检测量达91万份。希望湖北和巴拿马加强交流合作,一声凤鸣过后, 4月12日。
在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中, 此次活动发布的纪念封上,选用《中国高速铁路》和《长江三峡工程?发电》两枚邮票,背景图为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天兴洲长江大桥是世界上最大的公铁两用桥。展现湖北辉煌。 大幕拉开之时,座无虚席的蓝厅中, “极限明信片”馈赠八方来宾 在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中,湖北邮政还遴选中国邮政已发行的湖北题材邮票。
制作成“极限明信片”套装, 极限明信片,具有较高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 这份“湖北推介专属邮礼”,都是湖北地标;鹦鹉洲长江大桥、天兴洲长江大桥代表着湖北浓郁的长江文化,高山流水代表着湖北的知音文化,玉凤、虎座鸟架鼓代表着楚凤文化的浪漫与神奇,身着特色红礼服的迎宾员。”4月12日, 现场。
红色中式立领职业装上,勾勒着一尾亚金色刺绣凤羽,“荆楚文化崇尚火凤凰,服装中以向上飘展的凤羽,展现英雄湖北浴火重生、昂扬拼搏。富有生命力,武汉纺织大学6名学生担任迎宾员,一定要以最佳面貌将家乡人民的风采展示出来,也把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展现出来。对武汉早有耳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湖北和武汉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马赛龙一直关注着武汉的情况。从武汉封城到解除管控措施,湖北的努力和付出令人赞叹。武汉解封后,对1000万市民进行集中核酸检测,用科学数据说明,武汉是安全的。令世界瞩目。
那就是“相信科学”。马赛龙曾前往武汉,武汉正变得越来越好,“英雄之城”的响亮名字传遍全球,”4月12日,参加推介会的中阿卫视记者伊曼认为,但一直关注湖北。武汉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她要把推介湖北活动的内容向全球发布。 疫情期间。
中国人民的团结让伊曼十分感动。武汉“封城”期间,看到湖北人民送别援鄂医疗队的场景,伊曼印象深刻。路边很多人采取不同方式送别,医务人员也停下来说“感谢”,大家相拥在一起, “现在湖北很美很安全。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也非常兴奋。
对湖北特别是武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天的武汉展现出独特魅力,是一座非常有活力的城市。并在疫情之后实现快速发展,连续11个月没有新增本土病例,萨拉马迪?杜尔介绍,几内亚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希望通过此次推介活动,感受荆楚魅力,更深入地了解湖北。
湖北美食亮相世界舞台 外宾热情点赞?? “荆楚美味果然名不虚传” 武汉热干面、襄阳高香茶、宜昌脐橙饼、黄石富山茶油…… 4月12日,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现场,集中亮相外交部蓝厅,外国嘉宾纷纷前来品湖北美食, 推介活动上,湖北美食大放光彩,向世界展现一个有滋有味的湖北。 推介会现场,它们却代表湖北,各地特色产品琳琅满目。
体现地方特色,突出荆楚风味,是17个市州精选的、有代表性的地标产品。”湖北省茶业集团办公室主任汪旭说, 推介现场,他们纷纷说,“一定要去湖北品尝。” 说起湖北美食,自然离不开热干面。红色礼盒装的武汉热干面。
而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城市文化,引得外国嘉宾细细品味, 脐橙饼,” 闻人间烟火,九天楚凤、黄鹤楼图案一目了然,礼盒套内有4大产品:以宜红红茶、恩施玉露、青砖茶为一组的楚风茶礼,以人骑骆驼灯、虎座凤架鼓、彩绘鸳鸯漆形盒、彩绘猪形盒、曾侯乙牛钮盖鼎、彩漆卧鹿6件文物为造型的组合萌宠书签,表达了6100万湖北人民的感恩之情。受到市场好评。 喝了这杯茶 就像感受到湖北的春天 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现场。
以“一红一绿一黑”为代表的湖北茶叶产品集体亮相,多名外宾为“茶香”驻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副代表郑道, “喝了这杯茶,就像感受到湖北的春天。斯里兰卡也盛产茶叶,茶文化展区以“湖北茶?南方嘉木的传奇之旅”为主题,既有传统产品,即恩施玉露。润邦茶业茶艺师隗正为介绍。
独特的地域小气候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加上传统的恩施玉露蒸气杀青工艺,即咸宁赤壁青砖茶。 历经时光之火淬炼?? 500多年历史的 黄龙湖马口陶亮相 状元打马,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现场,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湖北黄龙湖马口陶惊艳亮相, “这款陶杯来自湖北省汉川市,也象征着湖北疫后重振欣欣向荣的景象。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数千名工人挥汗如雨制陶烧陶。
形成“十里窑场不夜天”的盛况。2000年,随着最后一个窑口??九孔窑的关闭,2011年马口陶器烧陶技艺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经500多年的传承,马口陶根植于民间沃土,承载着荆楚文明。吸引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馆参赞卡里诺?冈萨雷斯停下脚步。 画面中, 交融八方 蓄势聚能 志合者。
蓝厅走廊,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现场,155个国家驻华使馆和21个国际组织驻华机构的新老朋友们,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湖北的“国际朋友圈”一起见证这个载入历史的时刻。老朋友饱含深情祝福 “在我们医疗物资匮乏的时候,我们来这里支持中国为抗疫所作的努力。”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华使馆公使狄诺,他曾于去年到访湖北武汉,希望湖北和武汉人民能继续幸福生活。
“我之前去湖北时看过黄鹤楼和美食街,”冰岛驻华大使古士贤说。打赢了疫情保卫战,”中非共和国驻华大使让?皮埃尔?姆巴佐阿说。共同表达心愿:浴火重生、再创辉煌。 表白!广交新朋友,以共同抗疫为桥梁, 截至去年底, “湖北在疫情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而差不多一年前解封后,”霍尼韦尔中国总裁兼航空航天集团亚太区总裁Steven Lien说。拥有很好的大学和研发机构, “今天的推介活动太棒了!”斯洛文尼亚驻华大使苏岚说,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我一定会去湖北看看,荆楚美如画。 千年古韵黄鹤楼、雄伟壮丽三峡大坝、世界遗产神农架…… 灵秀山川。
激战正酣; 一个个工厂车间,是一片孕育梦想、实现梦想的热土。 绚丽东湖。(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勇 摄) 三峡大坝。